“在涉税犯罪监管从'以票管税'迈向'以数治税'的新阶段，网络公开裁判文书虽多，但裁判尺度不一、适用标准不统一，仍是实务痛点。

根据最高法《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法〔2024〕92号）第十九条，各级法院审理案件应检索案例库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裁判。最高法涉税犯罪入库案例均经严格筛选，具有权威司法指导性，是统一裁判尺度、规范法律适用的重要标杆。

案例库实行动态调整，曾入库后被撤下的案例，同样折射出司法裁判理念与适用规则的更新方向。因此本文对撤库案例特别标黄，直观展现司法导向变化，为办案及合规提供精准参考。”

（1）赵某某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行为”的内涵及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

入库编号：2023-05-1-146-001

裁判要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行为的界定，要结合被告人的主观目的进行认定。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税款的核心功能，从国家骗抵税款的虚开行为，本质上与诈骗犯罪无异，危害性大，因此刑法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了严厉的法定刑。抵扣税款的前提是进项已缴纳税款，对于虽有实际交易、但没有缴税的业务，因其购买环节没有缴纳税款，因此其也无权抵扣；被告人若从第三方购买发票进行抵扣，本质上就是骗抵税款的虚开行为。被告人购买发票的“开票费”等支出，卖票方不会作为税款上缴国家，对国家而言损失的是被告人抵扣的全部税款，因此犯罪数额中不能扣除“开票费”。

（2）夏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有真实交易代开行为与无真实交易虚开行为的区分

入库编号：2024-03-1-146-001

裁判要旨：

1.有实际经营活动的公司从事虚开发票行为，往往与实际交易行为交织，对此要进行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判断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骗取抵扣国家税款的目的，客观上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准确区分不同虚开行为。

2.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并非专门的开票公司，但其为降低成本从他人处以不含票价格购进货物，即在进货过程中未向国家交纳增值税款，仅以支付开票费方式从与其无真实交易的第三方获取进项发票，用于抵扣其实际销售货物所交纳的销项税。只有在真实交易环节交纳了增值税，才有向国家税务机关申请抵扣税款的权利，虽有实际经营，但在让他人开票环节并没有对应的真实交易，也没有交纳进项增值税，却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用于抵扣销项税，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属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

3.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修改编号】——单位犯罪中已注销公司造成的税款损失能否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追缴

入库编号：2023-05-1-146-004

裁判要旨：

在被告单位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能力，且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或赃款流向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不宜在刑事判决中直接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追缴某科技公司所涉税款。

4.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并罚原则

入库编号：2023-05-1-146-002

裁判要旨：

个人既是单位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承担单位犯罪责任；同时又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应当分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分别量刑，再根据数罪并罚的规定进行并罚，不能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金额直接累加认定虚开犯罪数额。

5.蔡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裁定假释案【修改标题】——罪犯原判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假释考验期限应适用有期徒刑假释的规定

入库编号：2023-05-1-146-002

裁判要旨：

个人既是单位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承担单位犯罪责任；同时又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应当分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分别量刑，再根据数罪并罚的规定进行并罚，不能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金额直接累加认定虚开犯罪数额。

入库编号:2025-05-1-142-001

裁判要旨:

存在未依法取得相应许可、未办理营业执照等生产、经营手续不全问题，但生产、经营行为内容本身合法的，该生产、经营行为属于应税行为。从事该生产、经营的人逃避缴纳税款，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逃税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逃税罪论处。

入库编号：2023-05-1-081-001

裁判要旨：

1.对于骗税型走私犯罪的罪名适用应当厘清牵连犯的适用范围，准确进行罪数评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实施骗取出口退税，同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然而，和骗取出口退税存在关联的犯罪行为，并非一律成立牵连犯并予以择一重罪处罚，而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两个犯罪行为是否具备牵连犯的本质特征。骗取出口退税与走私行为存在时空关联，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常态化、高度伴随的牵连关系，不成立牵连犯，当以数罪并罚，实现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全面评价，进而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2.已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庭审中对指控事实提出辩解的，应从程序、实体两个层面，定性、定量两个维度，综合认定被告人是否成立认罪认罚、认罪认罚的成立阶段、价值意义及从宽处罚的幅度，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避免对技术型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错误地予以从宽处罚。

11.南京东某铂业有限公司、姚某某等骗取出口退税案——将白银伪装成“溅射靶组件”伪报品名出口后申请退税的行为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

入库编号:2025-05-1-145-001；本案例文本已于2025年12月31日作出调整

基本案情

2016年上半年，被告单位南京东某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姚某某与香港新某行（金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行公司）商定，由东某公司销售白银给新某行公司。因白银属于我国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出口不能退税，且白银作为原材料成本超过80%的银制品也不能退税。姚某某安排他人从国内采购白银，按每批次白银成本占比约78.5%的配置，与背板简单加工后伪装成“溅射靶组件”，采用增加交易环节、伪报品名等方式，将白银走私出口至香港，后以“溅射靶组件”名义申报出口退税。

2016年6月至2019年5月，东某公司加工“溅射靶组件”后，先将“溅射靶组件”销售给姚某某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再销售给新某行公司。新某行公司收货后将“溅射靶组件”的白银部分和背板部分拆卸，将白银回熔，按照白银的价值扣除回熔所需提炼费后的金额结算货款。“溅射靶组件”中价值较高的铼板等背板则通过江苏亮某贵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姚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方式回流至东某公司重复使用。经查，东某公司、姚某某等采用上述方法，出口白银共计609377千克，申报取得国家出口退税共计4亿余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东某公司采用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人姚某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以骗取出口退税罪追究刑事责任，且数额特别巨大。姚某某纠集他人在单位犯罪前提下共同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构成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姚某某系主犯。东某公司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被告单位东某公司罚金人民币四亿元；判处被告人姚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万元；被告单位东某公司骗取的出口退税款4亿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单位东某公司、被告人姚某某均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案例库】

1.行为人通过制造、伪报品名的形式虚报出口产品的功能、用途等，将不享受出口退税政策的产品申报为可以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商品的，属于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

2.行为人为骗取出口退税而走私贵重金属，同时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和走私贵重金属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典型意义

国家实行出口退税制度，但不是对所有的出口商品都允许退税。我国出口商品分为允许退税商品和禁止退税商品。白银作为贵重金属属于限制出口商品，不享受出口退税政策；但根据相关规定，对于以白银为原材料的白银制品，白银成本占商品总成本80%以下的，出口后可以申请退税；白银成本占商品总成本80%以上的，不享受国家退税政策。

近年来，出现不法分子将不符合退税政策的产品经过简单加工，伪装成可退税产品，伪报商品编号报关出口并申报退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新型犯罪。对此，人民法院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骗取出口退税罪依法定罪处罚，彰显了依法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从严打击骗税犯罪的坚定决心

入库编号：2023-04-1-147-001

裁判要旨：

本案被告人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简称“前罪”）于2019年7月1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缓刑三年。在该判决宣告以前，已经发现其还犯有本案虚开发票罪（简称“漏罪”）。那么，在前罪缓刑考验期内能否撤销缓刑，将漏罪与前罪数罪并罚，以及并罚后能否再次适用缓刑，生效裁判认为，应当将“在缓刑考验期内新发现的漏罪”理解为已经发现但尚未处理的罪行。即使是在前罪审理时已经发现，只要是在前罪缓刑考验期内尚未处理的，均可以作为“漏罪”与前罪实施并罚。并罚后如果仍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再次适用缓刑。理由如下：

1.针对判决宣告以前已经发现的犯罪，在刑罚执行期间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内进行审判的，应当依照漏罪并罚的条款实行并罚，且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与并案处理所应判处的刑罚基本相当。

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针对行为人在判决宣告以前被发现的多起犯罪事实，尤其是多个事实之间还存在关联、包容关系的情形，司法机关通常会并案处理。对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多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相互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诉讼进行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犯罪案件并案处理。”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三条亦规定：“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一）一人犯数罪的；（二）共同犯罪的；（三）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四）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

然而，从上述规定的用语来看，针对多个犯罪事实并案处理使用的是“可以”而非“应当”，故并非强制性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一些时候办案机关出于业务考核等原因会人为分案处理，针对被告人所犯数起数个罪行，先起诉其中一起，待刑满释放后再起诉另一起的情形。这些做法虽然并不违反禁止性规定，但却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加重了对被告人的量刑。

面对这种情形，法院根据《六部委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虽然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或者变更起诉，但如后者不同意补充或变更的，法院只能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先作出裁判。裁判生效以后，在刑罚执行期间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间，检察机关再次起诉之前即已经发现的所谓“漏罪”，法院必须对该罪再次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此时就存在一个漏罪与前罪能否并罚的问题。

从我国刑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及第八十六条关于漏罪并罚的规定来看，发现漏罪的时间必须是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期间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内。据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在判决之前即已经发现的漏罪，不能实施并罚，只能单独进行处罚。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一方面，数罪并罚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项程序性利益。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对于有期自由刑的并罚，采取的是限制加重原则，表明并罚时在量刑上存在折扣。

此外，被告人的罪行发现得越早，享有的量刑优惠就越多。其中，针对判决宣告以前发现的数罪，被告人不仅可以享有并罚带来的量刑折扣，还可以享有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刑罚利益。而到了刑罚执行阶段再发现漏罪，并罚时虽然可以享有量刑折扣，但不能再享有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利益。再往后如果是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再发现漏罪的，就只能单独进行处理，不能再享有合并处罚所带来的任何诉讼利益。

因此，针对在判决宣告以前即已经发现的漏罪，被告人原本应当享有合并处罚所带来的量刑优惠，如因为司法机关的原因人为分案处理的，应当允许对被告人适用漏罪并罚的条款进行并罚，且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与并案处理时所应判处的刑罚基本相当。另一方面，如将“漏罪”狭义地理解为必须是在刑罚执行期间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内新发现的罪行，那么法院在前罪刑罚执行期间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对漏罪作出判决时就不能进行并罚。

这样一来，就存在两个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刑罚需要同时执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对于“新发现的漏罪”，应当从广义上理解为发现但尚未处理的罪行。即使是在审理前罪之时或之前已经被发现，只要是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之前或者缓刑、假释考验期结束之前尚未处理的，均可以认定为“漏罪”，进而适用刑法关于漏罪并罚的规定。

具体到本案中来，被告人董某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前罪）于2018年8月24日经法院立案审理，2019年7月16日作出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缓刑三年。在此之前，税务机关已于2018年1月31日发现本案（漏罪）并移送公安机关审查立案，公安机关于2018年2月立案侦查。然而，检察机关仅仅就前罪事实进行指控，法院作出判决后，检察机关在缓刑考验期间再次针对本案事实进行指控，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由于本案漏罪在前罪判决之前就已经被发现，原本应当并案处理，这样既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被告人也能享有并罚带来的刑罚利益。然而却因为司法机关的原因被分案处理，如不允许并罚，对被告人执行的有期徒刑将达到四年零三个月，而且需要同时执行两个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刑罚，这对被告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无法实施的。为此，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的漏罪”，进而适用刑法第七十七条将漏罪与前罪进行并罚，对被告人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是适当的。

2.撤销缓刑将前罪刑罚与新罪或漏罪刑罚并罚之后，一般不宜再次适用缓刑，但如被告人并未隐瞒漏罪，且并罚后仍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再次适用缓刑。

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对于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的，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但是并未对数罪并罚后是否还可以适用缓刑作出规定。对此，理论与实务界存在不同意见。撤销缓刑将新罪或漏罪刑罚与前罪刑罚数罪并罚之后，能否再次适用缓刑不能一概而论。从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来看，缓刑只适用于社会危害性较小、主观恶性不大且有悔过表现的犯罪分子。而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生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那么，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的，危害性质比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违规行为要更为严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解释原理，撤销缓刑将原罪与新罪并罚之后不宜再次适用缓刑。同样，如犯罪分子不彻底交代所犯的全部罪行，致使出现漏罪、漏判的情况，不仅表明其认罪态度不好，没有悔过诚意，而且也浪费了司法资源。对这样的犯罪分子，漏罪与原罪并罚之后也不宜再次适用缓刑。作为例外，如果犯罪分子不存在隐瞒犯罪的情况，在前罪侦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就已经供述了相关漏罪事实，由于司法机关未及时侦查或起诉，导致数起犯罪没有得到并案处理的，应当以漏罪事实与前罪事实并案处理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为标准，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在撤销缓刑将漏罪与原罪并罚后，仍然可以再次适用缓刑。

本案即是如此，在被告人董某的前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审理之前，公安机关即已经发现了被告人的漏罪（虚开发票罪）。后由于公安机关未及时侦破漏罪，导致漏罪未能与前罪并案处理。在前罪缓刑考验期内，公安机关将漏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将漏罪向法院起诉。由于漏罪的发生并非被告人有意隐瞒的结果，且漏罪与前罪并案处理时仍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故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还有本案犯罪事实没有判决，应当撤销缓刑，对本罪作出判决，与前罪实行数罪并罚。鉴于本案犯罪事实在被告人董某前罪判决宣告缓刑前即已实际发现且立案侦查，既非其新犯罪行，亦非其隐瞒罪行，本罪未与前罪一并审判，非因被告人原因造成，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悔罪表现，结合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对被告人董某适用缓刑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