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1979年7月由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1996年、2012年作过两次较为全面的修改；新时代以来，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实践要求，2018年适时作了部分修改。实践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总体结构是科学适宜的，权力配置是合理有效的，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重要经验；同时，我国刑事司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犯罪形势和犯罪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有更高的要求，对公正执法司法、犯罪综合治理等有新的期待，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完善。

（一）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完善刑事法律制度、加强刑事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明确目标，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严格公正司法，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要求，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坚持正确人权观，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提出系列工作举措。修改刑事诉讼法，就是要通过法定程序，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基本原则、具体要求转化为国家意志，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是推进刑事法治建设，服务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迫切需要

法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刑事犯罪态势发生深刻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数量及重刑率多年持续下降，轻微犯罪数量不断上升，财产类犯罪逐渐增多，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出新的时代课题。同时，国际环境严峻复杂，一些犯罪呈现网络化、国际化的趋势，亟需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予以应对。有的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滥施“长臂管辖”，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需要建立健全阻断和反制体制机制，完善涉外法律规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修改刑事诉讼法，就是要适应时代前进、实践发展和改革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三）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坚持公正司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方面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不懈努力，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一批冤错案依法纠正，公正司法理念深入人心，需要及时总结经验，通过法律规范固定下来。同时也要看到，实践中暴露出一些严重妨害司法公正的问题，如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趋利性执法、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占坑式辩护”等，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堵塞制度漏洞，加强监督制约。修改刑事诉讼法，就是要把新时代以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通过完备高效的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司法权力运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四）修改刑事诉讼法是统筹依法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的有效举措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正确人权观，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刑事诉讼制度涉及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限制和剥夺，在人权法治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修改刑事诉讼法，就是要贯彻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准确把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关系，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依法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司法权力运行，进一步推进刑事诉讼法治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修改工作遵循的原则：一是坚持全面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刑事法治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到立法全过程各方面，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发挥刑事立法的功能作用。二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各方面反映强烈、妨害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总结实践做法，将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三是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优化职权配置，保证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有效运行，更好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四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贯彻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与刑法、民营经济促进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相衔接，并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凝聚共识。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安排，于2023年底启动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司法公正、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等的重要论述，认真研究党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二是梳理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有关议案、建议和提案，人民群众在信访中反映的问题以及有关方面提出的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三是通过书面发函、召开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听取人大代表、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一线执法司法人员的意见建议。四是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稿，征求中央有关部门、专家学者、部分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立法联系点的意见。五是组成修法工作小组，由中央有关部门、部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选派业务骨干和资深学者参加，进一步完善修改方案稿。经会同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有关方面在工作层面反复研究，在就主要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有关问题的请示。经委员长会议审议，决定将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共55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完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进行充实完善。一是明确刑事诉讼的原则要求。增加规定，刑事诉讼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发挥积极作用（草案第一条）。二是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制度和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的精神，进一步明确禁止有罪推定（草案第二条）。三是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增加规定，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有关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对有因遭受犯罪侵害造成生活困难等情形的被害人，依法予以救助、帮助（草案第三条）。

（二）完善人身强制措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贯彻党中央要求，聚焦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根据各方面意见，作如下修改：一是增加关于强制措施定位和适用原则的总体要求，明确采取强制措施以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为目的，坚持确有必要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等相适应（草案第十六条）。二是回归监视居住作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的定位，对于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由公安机关指定一个处所进行监视居住，而是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草案第十八条）。三是完善公安机关为提请审查批准逮捕而延长拘留时间的规定，规范延长拘留的事由，适当缩短延长拘留的时间，并规定在拘留期间应当迅速侦查（草案第二十三条）。四是完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明确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定期进行等（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五是完善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增加规定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草案第二十九条）。

（三）完善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贯彻党中央要求，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作如下修改：一是增加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总体要求，强调应当严格区分财产属性，规范采取措施的范围，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二是规范异地查封、扣押、冻结，增加规定公安机关异地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通知涉案财物所在地公安机关；完善“收支两条线”相关规定，明确对有关财物不得挪用、坐支，不得返还、变相返还办案单位，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三是增加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集中保管、先行处置和有关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合理使用。四是完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明确案件不同阶段对有关机关的要求，增加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涉案财物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对涉案财物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法庭调查、辩论；特定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在案件定罪量刑的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并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置。五是保障利害关系人参与有关程序。增加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核实，听取意见，依法作出处理；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草案第三十四条、第五十条）

（四）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正确人权观，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贯彻党中央要求，根据各方面意见，作如下修改完善：

1.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被害人权利保障对减轻修复被害人因犯罪受到的伤害，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增加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等，因特定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助（草案第十二条）。二是增加规定律师担任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时有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不服一审判决，被害人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草案第十三条、第四十七条）。三是对被害人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规定，明确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草案第四十六条）。

2.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一是根据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要求和实践情况，增加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等情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草案第七条）。二是明确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终止（草案第七条）。三是明确犯罪嫌疑人没有辩护人的，才应当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草案第三十七条）。

3.加强值班律师、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一是明确值班律师有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草案第八条）。二是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明确辩护律师要求会见的，看守所应当保证其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人员（草案第十一条）。三是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明确有关机关在案件不同阶段和关键时间节点的告知义务（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五）完善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规定的实施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根据宪法规定和党中央要求，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作如下修改：

1.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一是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增加证人应当出庭的情形，促进庭审实质化（草案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二是完善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将侦查机关讯问时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明确对录音录像资料应当妥善保管、留存备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草案第三十一条）。三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收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特定情形下应当予以排除（草案第五十五条）。

2.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是加强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的保障，明确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认罪认罚是自愿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是真实的合法的、量刑建议是适当的情况下，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草案第四十五条）。二是增加规定签署具结书过程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草案第三十七条）。三是明确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草案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

3.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是增加规定当事人、辩护人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违法行为有权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核实，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草案第三十条）。二是加强对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检察监督，增加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价值巨大或者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草案第三十四条）。三是增加规定公安机关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需报人民检察院批准（草案第三十五条）。

（六）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贯彻党中央要求，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并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相衔接，作如下修改：一是增加规定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在征得其同意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草案第五十一条）。二是增加规定有关机关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可以指定合适成年人作为保证人（草案第五十二条）。三是增加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原则和要求，包括注意保护隐私、名誉等合法权益，尽量一次完成，避免多次反复询问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等（草案第五十三条）。

（七）完善涉外刑事诉讼制度

贯彻党中央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执法司法措施的要求，根据司法实践需要，作如下修改：一是明确对于外国人犯罪、在我国领域外发生的犯罪，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草案第四条）。二是增加保障外国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公正对待的规定（草案第四条）。三是增加规定通过执法司法合作获得的境外证据材料，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草案第十五条）。四是增加规定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实施不当域外刑事管辖、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草案第五十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