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 林海锋

案情一：

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另外两人，在购物时发现电商平台以旧换新业务存在系统时间差漏洞：即通过快速切换订单，无需提交旧家电，即可生成0 元订单免费获取家电。三人使用 86 个他人账号反复操作，共计骗取家电 3711 件，涉案金额 169 万元，部分家电对外低价销赃牟利。电商平台风控发现大量异常订单后报警，成都某派出所抓获 3 名嫌疑人，现场查获千余件未拆封家电。公安机关认定三人恶意利用系统漏洞秘密占有平台财物，以盗窃罪立案。平台已修复漏洞。

案情二：

温某系线上超市平台配送员，自 2022 年 5 月起，购置大量虚拟手机号批量注册虚假新用户账号，套取平台新人满减优惠券；将虚假订单设置在自身配送路线附近，承接自己制造的订单，不实际提供配送服务骗取配送费，还将低价购得的商品转卖牟利。2022 年 5 月至 2024 年 8 月，其累计实施虚假订单 3 万余笔，骗取平台新人补贴 41 万余元、配送费 32 万余元。2024 年 8 月温某被抓获。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认定其虚构新用户身份骗取平台财物，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

为什么两个案件都是利用平台上的漏洞进行交易，但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两个罪名又不同？行为人利用规则、制度考虑不周取得财物也是犯罪吗？

（一）张某盗窃案：利用程序技术漏洞取财，成立盗窃罪

张某作案手段是钻系统技术漏洞，不是欺骗平台工作人员。嫌疑人利用以旧换新模块数据不同步的程序 BUG，快速切换订单，系统错误生成 0 元订单。整个过程没有向平台客服、人工人员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没有欺骗任何自然人，完全靠操作程序缺陷完成下单，不存在 “让平台人产生错误认识” 这一诈骗必备前提。这也是十几年前关于“机器不可被骗”的一个问题的延伸。因此，平台没有 “自愿处分家电” 的意思。张某主观是非法占有，行为具有秘密性，在平台风控、管理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量占有平台财物，转移了控制权。公安机关认为此类行为属于盗窃罪。

（二）温某诈骗案：虚构主体资质套取平台利益，成立诈骗罪

温某大量采购虚拟手机号，批量注册账号，伪装成平台 “新用户”。平台新人优惠券的发放前提是真实未注册用户，温某隐瞒账号全部由本人控制、并非真实新用户的客观事实。凭借虚假新用户身份，本无资格享受优惠，却套取平台营销补贴。把通过优惠低价拿到的商品对外转卖，将平台补贴转化为现实非法收益。同时，温某利用自己配送员身份，虚假下单、虚假履约，没有提供配送劳动，骗取平台支付的配送劳务报酬。司法审判实践认为温某的行为属于诈骗罪。

（一）从法律逻辑链条上看

诈骗罪完整逻辑链条：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损失。（侵害处分权）

盗窃罪完整逻辑链条：他人占有财物 → 行为人以平和手段（非暴力胁迫），违背被害人真实意志 → 将财物转移为自己 / 第三人占有 → 被害人丧失对财物控制。（侵害控制权）

平台系统按照预设业务逻辑，误认为温某这些虚拟账号是真实新用户，主动发放优惠券补贴、按照订单向配送员（温某）结算配送费。平台的财产处分，是被虚假身份触发的，不是程序故障、BUG 直接生成财产权益。虽然是系统自动执行，但平台将 “是否为新用户” 作为发放补贴的核心实质条件；行为人冒充满足该条件的主体，让平台自动兑现财产利益。

盗窃是直接破坏、绕开系统规则，违背被害人原先设定的规则取得财物。在规则设定上，盗窃罪中，张某案没有利用平台规则，而是在平台及业务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程序问题控制财物。

就像一户人家忘记锁门（似同程序上忘记防范），过路人偷偷进去拿走东西。而对于关门这一常识，每户人家都是有意识而为的，只是当天忘记了，给予路人一个时间上的空隙。同样，房主在锁门后（也就是规则已锁定的情况下），犯罪分子敲门谎称是其家人让其过来拿东西。房主开了门并同意犯罪分子将东西拿走。这种情况下，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产生，性质发生变化，罪名也变化。

（二）基于平台意志延伸的理论分析

司法实践认为系统是商家意志的延伸，行为人伪造满足福利的前提条件，让平台按照自己的营销规则交出财产构成诈骗。同时本案还有虚构订单骗取配送费，捏造存在真实配送需求的订单，不干活拿劳务费，同样属于虚构交易事实。

系统、程序本身没有心理、没有主观认识错误，不具备 “被骗” 的心理能力。法院说理的逻辑不是机器产生幻觉，而是平台把自己的交易规则、奖励条件（只有真实新用户发放新人券）预先编写进程序，系统自动运行是平台权利人意志的程序化执行（意志延伸说，又称电子代理人理论）。温某输入虚假身份资料，伪装成符合奖励条件的主体，系统按照平台写死的业务规则完成财产给付。本质是：行为人欺骗背后平台经营者的预设条件，让系统代为完成平台本人才有权作出的处分行为。

有观点认为：平台系统只是工具，意识仍然属于背后的自然人 、 企业，系统本身没有独立意识；平台把标准化的业务判断，封装为代码交给系统自动执行。系统的输出结果，视为权利人预设同意的处分行为。

看似“欺骗系统”，实则通过系统错误应答，致使平台管理者违背真实意志处分财产，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致人错误处分财产的行为模式。同时，司法实践还考虑到主观恶意程度、客观违法手段及社会危害性。

理论着眼于：行为人是利用机器、平台的机械或程序错误（此类错误不包括规则制定不详细）？还是利用机器及平台的既定规则？欺骗业务准入条件（身份、资质），触发系统执行平台预设的奖励 、给付规则 → 可评价为诈骗。绕开、破坏业务校验，利用程序 BUG 溢出财产，并非执行预设业务逻辑 → 定盗窃。

当然学界对此存在重大争议，许多教授明确不采纳该解释路径。“德国刑法除了在第263条规定诈骗罪之外，还在第263a条增设了计算机诈骗罪;日本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诈骗罪，基于相同的原因，其第246条之二规定了利用计算机诈骗罪；瑞士刑法、韩国刑法也是如此。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计算机诈骗罪”。（引自民主与法制2021 (28)：张明楷《机器能否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

（一）核心法理问题

商家平台规则设计有疏漏、制度考虑不周，能不能成为行为人的免责理由？平台规则设计疏漏能否阻却不法？是不是只要平台有漏洞，行为人拿取财物就无罪？

刑法上的被害人自我答责，即被害人自己的制度、规则、风控存在不足，不直接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推定的同意重视探寻被害人的真实意思，被害人内心的意思对于能否成立推定的被害人同意具有决定性作用，若被害人知悉该权益侵害行为肯定不会表示同意，则能确定该行为不能用推定的同意阻却违法性”。（引自中国法学网：赵国玲、邢文升《利用漏洞转移财物行为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法律考虑站位更高，考虑的是整个市场交易环境的安全性。如禁止不正当竞争、禁止垄断倾销一样。对于一些危及市场秩序的不当行为，法律层面必须给予一定的干预与调整。通俗讲，商家规则有漏洞，属于被害人风险，不等于允许行为人主动制造虚假条件、恶意获取他人财产。不能说 “是你没设计好，我拿了就不犯罪”。简单地分析，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看行为人的手段。是正常利用规则，还是虚构事实、伪造条件。1.正常合规利用规则：使用本人真实账号，按照公开规则领取优惠，哪怕平台规则设计有瑕疵，属于民事层面，不构成犯罪。例：普通消费者偶然领到平台 BUG 优惠券，个人少量消费。2.主动制造虚假前提来利用规则缺陷：如温某购买大量虚拟手机号，批量伪造 “新用户身份”，人为制造满足优惠条件的假象，再去套取补贴。不是单纯 “钻规则空子”，而是先虚构事实，再触发规则拿到财产利益。

二是看主观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批量操作、是否使用虚假身份 和工具、是否专门用于转卖套现牟利、是否刻意规避风控。1.单纯偶然、少量得利，事后愿意返还属于民事行为。2.有预谋、大规模、以牟利为目标，持续多次攫取平台财产，具备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三是区分规则缺陷与技术故障对盗窃罪、诈骗罪定性的影响。

（二）被害人的过错定位

平台规则不完善，优先属于民事风险，平台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合同、不当得利追回损失；但当行为人主动虚构事实、批量恶意获取巨额财产，法益侵害达到刑事程度，则进入刑法评价范围，不能以 “平台规则没做好” 作为出罪理由。（引自检察日报：高诗《如此“薅羊毛”涉嫌诈骗》）区分被害人过错，被害人（平台）风控、规则存在疏漏，属于量刑层面的酌定情节，不是无罪的理由。平台有过错≠行为人无罪。

同时，还需考虑到“以‘一般性的被害人形象’作为基准，只要被害人做到了一般性形象的被害人所能完成的信息收集与确认，就应认定被害人无法认识到被骗风险，对该风险不具有可管辖性，不需要自我答责。反之，若被害人毫无作为，则需要对损失自我答责，据此可排除行为人欺骗行为的成立。”（引自《中外法学》2026年第4期: 朱晓艳《被害人自我答责视角下的诈骗罪认定》）

结论：实务中系统是平台意志延伸，行为人虚构身份，欺骗预设业务条件，系统正常运行发放补贴，成立诈骗罪，平台规则有漏洞不免除刑责。一些教授教义学立场认为，受骗者只能是自然人，机器不能被骗，不接受意志延伸拟制，温某这类案件不应定诈骗罪，符合条件可考虑盗窃罪，不能为片面打击犯罪而作出类推解释，平台制度缺陷仅为量刑酌定从轻情节，不直接出罪。但无论实务还是学者观点：商家规则、制度考虑不足，不等于行为人无罪；被害人的规则疏漏属于被害人风险，最多量刑从轻，不能直接宣告无罪。真正无罪边界是从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出发，在行为人使用真实身份，完全按照公开业务规则正常交易的情况下获利才能进行无罪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