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谢谢文龙的主持和介绍。此次活动的研讨主题是“‘远洋捕捞’与趋利性刑事司法”。以“远洋捕捞”现象切入，反思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趋利性司法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除了理论研讨，今天的论坛还有一个主题：尚权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成立。在我看来，这是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在刑事辩护专业化之路上迈出的崭新步伐。尚权律师事务所是全国首家只办理刑事业务的律所，是我国刑事辩护专业化的领头雁。尚权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非常契合尚权所的气质和使命，体现了尚权所通过办案推动学术研究、通过学术化提升刑事辩护服务质量的公益精神。

近年来，不少刑辩律师朋友对刑事辩护的未来感到迷茫，大家的总体感觉是近些年刑事辩护业务量明显减少，而且收费低。在刑事辩护服务慢慢分流的大背景下，每个律所、每个律师应该做点什么，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把律师等同于一种服务、把律师服务等同于一种产品，那么，不同年龄段、不同执业阶段的律师，能做的事情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刚从业不久、还处于执业早期的年轻律师而言，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服务量来提升收入水平，而对于那些资深律师而言，则需要考虑怎么通过更具特色、更高质量的服务获取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

同样，不同定位的律所，也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发展方向。就尚权而言，作为刑辩领域的龙头老大，如何在刑辩行业低迷的时候发挥更为积极的引领作用，可能是一个值得尚权同仁关注思考的问题。元培和迎龙牵头成立尚权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元培和迎龙都是我们刑诉法学界的年轻新秀，在刑诉法学研究方面非常有资质、也非常有潜力。借助尚权的平台，我认为，一定会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让尚权在刑辩行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理论引领作用。所以我特别希望在元培和迎龙的共同努力下，利用研究中心的平台，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我们刑事诉讼制度实施中出现的一些真问题。

其实很多问题是隐含在我们刑事办案实践之中的。比如，前段时间和立新交流了解到，在审查逮捕环节，辩护律师不能看卷。那么，律师怎么开展辩护呢？立新半开玩笑地回答“只能盲辩啊”。大家都知道，随着“捕诉一体化改革”的推行，逮捕阶段对于刑事案件的走向变得更为重要。然而，如果在逮捕阶段辩护律师根本不了解侦查机关获得了哪些证据，那么，即使检察机关组织逮捕听证也很难发挥听证制度的应有作用。因此，我一直认为，通过个案发现一些制度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对于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今天论坛研讨的主题是“远洋捕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在经济下行期，“远洋捕捞”的现象日益泛滥，已经严重影响了各地的正常经济发展。然而，面对特定社会现象和具体问题，还需要探索一种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律师朋友们更擅长个案思维、更注重个案问题的解决，但是，个案能够解决好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真正解决了。比如，律师朋友们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让当事人家属看卷宗材料？在每个具体案件中，辩护律师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案，都会在自身控制范围内圆满地解决当事人家属想了解案卷内容的需求。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都缺乏一种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律师更擅长个案思维，学术研究则更注重制度化思维。因此，通过研究中心的活动，将律师思维与学者思维互动起来，通过律师思维发现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真问题，通过学术研讨将问题放在理论框架下寻找一种制度化的解决方案。我想，这样才能为刑事法治的发展作出一点绵薄的贡献。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问题，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渠道，这些问题一直无法进入决策者视野。“远洋捕捞”就是此类问题之一。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还不太理解。但是，当律师朋友们慢慢开始习惯性地使用“远洋捕捞”“占坑辩护”等表述时，往往意味着这些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远洋捕捞”现象在基层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了相当长时间。在理论上、制度上如何回应它、规范它，这是我们今天论坛的核心主题。

“远洋捕捞”是趋利性刑事司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但是，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趋利性刑事司法乱象一直存在，而且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记得1996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初，陈光中先生组织在京部分学者研讨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其中，就涉及到取保候审的保证金交给谁？怎么收取？当时，基于趋利性司法的考量，最终向全国人大提出的建议是，保证金不能交给任何一个执行部门，而是直接交给银行；由银行直接上缴国库。钱不能在任何一个执法部门手里！

近年来，受基层财政困难影响，各地政府又开始出现乱收费的现象。有研究表明，2024年1-9月全国税收收入13.2万亿，同比下降5.3%。但是，在税收收入下滑的背景下，1-9月，全国非税收入却高达3.1万亿元，同比增长达13.5%。这表明，随着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地方政府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现象上升，甚至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利于营商环境和经济恢复。

事实上，“远洋捕捞”是近年来地方财政困难催生的一个新现象。当然，背后也有很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如互联网犯罪越来越多、跨地域的金融犯罪越来越多。随着犯罪案件牵连的管辖机关越来越多，异地管辖、异地执法现象大量出现。就“远洋捕捞”，我的初步思考是，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既要注重跨地域犯罪的侦查现实需要，又要考虑个人、企业私有财产的保护。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一个刑事诉讼制度之外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趋利性刑事司法现象一直存在，而且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根子出在刑事诉讼罚没收入的再分配上。因此，不从制度上解决罚没收入的再分配问题，就很难从根子上杜绝趋利性司法现象。今天研讨的是“远洋捕捞”，可能过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新的趋利性执法方式。

二是，异地执法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异地拘留、异地逮捕问题。但是，就管辖问题、异地搜查扣押、冻结财产等问题，《刑事诉讼法》都没有相应的规范。一个基层公安机关签发的拘留证就可以走遍960万平方公里。因此，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异地执法等问题，需要立法予以规范。其实，早在2020年，公安部就颁布了《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总共就六条，比较原则和粗线条，不够明确细致。现实中，一些办案机关异地执法办案不断出现走样、变形，如擅作主张，不按规定操作，严重的还有乱扣罪名、打击报复等。这些现象从根本上讲，还是执法权力不受约束导致的。

三是，涉案企业的程序保护问题。“远洋捕捞”主要针对的是单位犯罪、涉案企业。关于单位犯罪问题，刑事诉讼法学主要解决了参与主体问题，“谁代表单位应诉、出庭等问题。但是，《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就单位犯罪规定相应的特别程序。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是否应当就单位犯罪的刑事程序作出专门性规定呢？就单位犯罪的强制措施而言，自然人的强制措施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进行设计的，那么，在单位犯罪中，对于涉案企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呢？对企业的管控主要是现金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旦把企业的财务账户冻结掉，基本上就等于把企业掐死了。因此，对于单位犯罪，应当规定符合企业特点的强制措施。

时间有限，我就讲这么多。再次祝贺尚权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的成立！也期待着，研究中心能够让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学术研究、学术活动更上一层楼。同时，也期待着各位与会嘉宾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趋利性刑事司法的制度化解决方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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