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约翰·亚当斯曾表示，陪审团制度是人们避免像马一样被骑、像羊一样被剪羊毛、像牛一样工作、像猪和狗一样被喂食的唯一保障。根据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享有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美国法学家也视陪审团审判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伟大创造。但是，自辩诉交易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确认以来，更多的被告人选择认罪答辩并接受非正式审判，而陪审团审判逐渐变为“奢侈品”。2018年，美国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发布一份报告，题为《审判惩罚：宪法第六修正案的消失危机以及如何拯救》，深刻揭示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潜在危机，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编译了部分内容，以期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提供镜鉴。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普遍适用

报告显示，在2016年，联邦刑事司法系统中有97.3%的被告人选择认罪答辩，2017年的数据稳定在97.2%。换言之，只有3%不到的刑事被告人选择行使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这一比例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高位。

报告认为，辩诉交易虽然被广泛接受，但仍令人担忧，因为陪审团审判为公民直接参与刑事司法提供机会，而辩诉交易的激增除导致过度监禁外，更削弱了公众在个案中对抗政府越权行为的能力。事实上，辩诉交易制度的本质不是为了公正的审判，而是为了提高效率，它破坏了陪审团审判所保障的各项权利。

二、辩诉交易与审判刑罚

在美国辩诉交易盛行的背景下，被告认罪通常会获得更轻的量刑，而适用正式审判的被告通常得到更严重的刑罚。一般观点认为，这是因为选择正式审判的人将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因此被告人选择认罪或接受审判的预期收益没有显著差别。但近期的研究表明，辩诉交易的过程非常具有强制性，可能导致无辜者被迫认罪。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不是对认罪者的“激励”，而是对接受审判者的“惩罚”(trial penalty)或“征税”(trial tax)。

这份报告采取“审判刑罚”的立场，指出认罪判决与审判判决的量刑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被告不可能“自愿”地放弃审判。例如，2015年，在大多数初级犯罪中，审判案件平均刑期是认罪案件平均刑期的三倍左右。报告认为，虽然认罪协商的过程并不公开，很多认罪案件的数据也难以获得，但通过个案分析，对检察官、律师等采访以及公开判决等，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量刑的胁迫对放弃审判比例的攀升起到重要作用。换句话说，“行使宪法权利的量刑成本太高了”。

报告指出，这种巨大的量刑差异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原因，而是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中的许多缺陷相互作用形成的。其一，美国检察机关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裁量权和巨大的信息优势，可以对最终量刑施加重要影响。其二，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的“强制性法定最低刑”放大了检察官的影响，检察官可以选择以强制性法定最低刑中的罪名起诉被告人，扩大量刑差异。其三，许多法官也不愿意行使自由裁量权，尽管自2005年布克案后，美国量刑指南仅具有指导效力，但法官依旧倾向于适用量刑指南。当被告人“罕见”地行使自己的审判权时，这些因素就会共同发挥作用，为被告人施加惩罚。

报告认为，审判的逐渐消失会引发多种问题，如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错误和不当行为将更难被发现，同时会降低定罪的难度，减弱政府维护司法公平的义务，更会导致美国对抗制刑事司法的萎缩。例如，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在2015年只进行了50次审判，许多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已经多年没有出庭，许多法官也多年没有主持过正式审判。报告援引了一位法官的话，“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正在失灵，我们的司法质量受到了影响”。

三、辩诉交易与无辜者认罪

除此之外，非正式审判和审判刑罚的存在致使无辜者认罪的现象频发。数据显示，在354个因DNA检测而被无罪释放的人中，有11%的人承认了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同时美国无罪释放登记处也已经确定了359名认罪的无罪释放者。

报告还列举了几起因过高的量刑差异导致无辜者认罪的案例。Marcellus Bradford在1986年发生在芝加哥的一起涉及绑架、强奸和谋杀一名23岁女子的案件中承认自己犯有绑架罪。为交换对共同被告的证言，检察机关表示愿意撤销谋杀和强奸的指控。Bradford表示同意，检察机关提出12年徒刑的量刑建议。但在审判过程中，Bradford撤回之前的供述，辩称警察强迫他作出虚假供述，他认罪只是为了避免被判处终身监禁。最终，DNA检测表明他并没有参与到那期犯罪中。

被告人James Ochoa同样受到胁迫而认罪。在审理过程中，一名法官表示，如果陪审团认定他有罪，将被判处25年以上，甚至终身监禁。在律师的建议下，他选择作出认罪答辩。事实上，审前的DNA测试表明他可能没有参与到犯罪过程中，但据媒体报道，一名地区检察官打电话给该实验室，要求在把分析报告给辩方律师前修改检测结果，但被分析师拒绝。不过，最终被告人还是被判处了两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发现DNA与另一个在其他案件中被捕的男子高度匹配，于是Ochoa的定罪被撤销。

上述案件虽然是个例，但却能够展现美国刑事司法的系统性不公，被告人面对这样的刑事司法系统毫无招架之力，只能选择认罪以获得较轻的刑期。然而，刑事司法系统若不建立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还有多少正当性呢?

四、报告提出的十项原则

面对美国司法实践中审判消失的现状，报告认为应当重拾宪法价值，让刑事司法程序重新关注公正司法和权利保障，并提出了十项原则。我们认为，报告提出的部分原则对我国相关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 非正式审判与正式审判之间量刑的巨大差异，已经破坏刑事司法系统的公正性。

· 正式审判保护无罪推定原则，并且鼓励政府仅根据充分、合法获取的证据指控案件，以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 审判频率的下降影响了检察决策、刑事辩护和司法监督的质量。

· 审判频率的下降还会鼓励更长的刑期，引发大规模监禁，尤其是对穷人和有色人群的大规模监禁。

· 审判频率的下降削弱了陪审团的监督职能，压制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非专业人士的声音，同时削弱了上诉法院的监督作用。

· 审判惩罚产生了一种强迫性效果，严重破坏辩诉交易的公正性。

· 通过认罪减轻刑罚是恰当的。如果在审判中被定罪的个人在审判后真诚悔罪，无论被告是否在审判中自证其罪，在审判后都应获得相同或类似的宽大处理。

· 任何人都不应当因行使权利而受到惩罚，包括寻求审前释放，调查案件，或者提出宪法性动议等。

· 强制性最低刑期制度具有强迫认罪的效果，破坏了辩诉交易和量刑程序的公正性，应当设置一个安全阀条款，至少允许法官判处低于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刑罚。

· 如果不废除强制性最低刑期制度，政府不应被允许使用强制性最低刑期来报复被告行使宪法或法定权利的决定。

五、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关注美国的对抗式司法，指出对抗式刑事司法能够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是，该份报告却为我们展示了美国刑事司法的另一侧面——对抗式刑事司法消失，而辩诉交易等非正式审判大行其道。如果我们将认罪案件作为美国刑事司法的常态，那么“认罪-审判”的量刑差异是否还能被理解为对被告人的“从宽”?报告认为，如果美国的被告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认罪答辩还是接受正式审判，那么对抗式刑事司法理念将是“巨大的虚伪”;如果一个刑事司法制度让不到3%的被告人选择接受正式审判，那么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值得被检视的。

美国的制度演进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自2020年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迅速扩张，已经稳定在90%以上，非常接近美国辩诉交易的适用率。虽然我国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且检察官的裁量权较小，在认罪与非认罪案件中不至于形成如此之大的量刑差异，但如此之高的适用率背后究竟存在多少“强迫性因素”?同时，当前，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乏力，面对如此之高的认罪认罚适用率，公安司法机关究竟还有多少机会进行实质性庭审，认罪认罚究竟是审判中心的助力还是阻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一个不健全的正式审判以及量刑从宽的优惠，是否能够作出真正理性的选择，值得进一步思考。

转载：中外刑事法学研究

作者：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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